战斗力超强的游牧民族，竟然是「寄生」民族？｜辉格专栏 · 食物与人类
编按：辉格老师的文章来到第 9 篇，虽然广受好评，但也有不少小伙伴表示知识密度高，看不太懂。所以这次，我们特别整理了一张知识小卡片，让大家更容易汲取文章精华。
本期知识重点：
① 相比农业，畜牧业有强烈的游动倾向，游牧经常发展出夏、冬两季草场的移牧形式
② 据考古学家观点，游牧是从狩猎演变进化而来，但狩猎者必须具备长期迁徙、控制大型牲畜的能力，如：发明雪橇或提升驯化技巧，才发展得出游牧
③ 相比农业，畜牧业的产能可以极速成长，财富累积更快，也因此贫富差距更明显
④ 这样的特性，让游牧民族在政治、军事上更有优势，比农民更具备战斗能力及结盟能力
⑤ 然而，历史上能表现突出的游牧民族，只有在邻近处有文明定居者的情况下才能发生，这是由于定居者的财富积累，让他们有了掠夺的机会。这么说来，游牧民族其实是种「寄生」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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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上，畜牧也是一种农业，然而除了共享“食物生产”这个抽象定义之外，它和谷物种植、园艺、猪禽鱼养殖等其他农业生计少有相似之处，所以当我们考察各种食物获取方式的文化与社会后果时，很难把它们放在一起谈论，还是单独拎出来说比较好。
畜牧和其他农业形式最重要的区别是，它有着强烈的游动倾向，因为让畜群长时间停留在一个地方很快会造成草场退化，特别是羊群，羊吃草时啃食部位很低，所以牧民常会在绵羊群里掺杂一些山羊，因为绵羊过于温顺安静不好动，而山羊较为活跃，更具探索性，会带着羊群边吃边移动。
正是通过持续移动来大范围遍历草场，畜群才得以从草这种有效营养密度极低的原料中生产出了肉奶血这样的高密度优质食物，这一遍历过程涉及五种移动：1）日内吃草时畜群的漫游，2）每天放牧地点围绕中心营地的轮转，3）每隔若干天迁移营地，4）畜群在具有不同生态特性的草场之间作季节性迁移，5）因人口压力、天灾、气候变化、战争等因素促使牧民寻找新牧场而发生的非常规性迁徙。
任何传统畜牧业都至少包括前两种移动，若只有这两种，那么牧民便是定居的，不妨称为定牧，在传统技术条件下，定牧很难单独成为一种生计依靠，通常和渔猎采集或谷物种植相搭配，因为若纯以畜牧为生，养活一户家庭所需畜群规模大约相当于两百头羊（不同畜牧者的畜种构成千差万别，这是个极为粗略的估测），按近代内蒙古的数据，这至少需要30平方公里草场，虽然每天往返三五公里也不是不可能，但每个定居点不可能只有一户牧民（那样就丧失了定居的绝大多数好处）。
定牧通常需要和渔猎或谷物种植搭配
所以，定牧点的有效放牧半径内，承载不了糊口规模的畜群；通过收割牧草、谷饲、洒水、施肥、草种改良、以部分畜产品交换谷物等手段，可以提高定牧的单位土地供养能力，但至少在近代之前，定牧都无法成为独立生计；而且对最低畜群规模的上述估算还是基于以吃奶为主吃肉为辅的情况，若以吃肉为主的早期畜牧业算，规模还需成倍扩大；事实上，纯畜牧业者的年内游动半径往往长达数百公里。
所以规模化畜牧和定居生活这两种需求之间总是存在冲突，可是定居又有着诸多好处，可以深度开发本地资源，可以盖房子，积累财富，维持大型和复杂的设施，有动机开垦荒地，改良土壤，发展精细分工与合作……，缓解这一矛盾的一种途径是专业分工，许多定居农牧社会都有牧羊人这个职业，他们自己可能拥有一些牲畜，但主要是替定居客户放牧，这是个季节性职业，比如春天将畜群带往远处的夏季草场，秋天带回定居地屠宰和繁育，并在其主人的畜栏或村庄附近的冬季草场里过冬。
这一方案适合于那些畜牧成分足够显著却又远不如谷物种植重要的农牧混业社会，假如畜牧和种植同等重要或更重要，那就更倾向于采用移牧（transhumance）模式，这是一种双中心定居方案：以靠近农场的村庄为主要定居点，在夏季草场建立次要定居点，后者往往更分散更简陋，在垂直移牧中，它们一般位于高海拔处，在季节性迁移中，部分家庭成员留守村庄，其余则随畜群迁往夏季草场，这一模式包含了上述五种移动中的第1、2、4三种（有些水平移牧的夏季草场也涉及第3种移动），牲畜在迁移途中虽然也会吃点草，但主要是为了赶路。
完全放弃定居，在开放大草原上放牧大群牲畜，单纯依靠畜产品为生，使得游牧者在物质文化上常表现的十分简陋，然而近几十年来，人类学家已逐渐达成共识：游牧（nomadic pastoralism）绝非一种古老原始的生计模式，而是长期技术积累的产物，是畜牧业的高级形态，其出现远远晚于动植物驯化和农牧采猎渔的各种混业形态。
曾有一种观点认为，游牧乃直接由狩猎演变而来，即，一些狩猎者选择全程追踪某种成群迁徙的食草动物，并逐渐强化对种群的控制、管理和筛选，最终将其驯化，这也是狩猎者在人口压力渐增的局面下，为避免公地悲剧而对畜群进行私有化的过程。
畜牧能避免过度捕杀
这一看法包含了一些极有价值的洞见，传统狩猎方式确实会导致公地悲剧，贯彻最优觅食策略的结果常常是过度捕杀，大量次优部位的肉食被留给了食腐动物，而且狩猎者在捕杀时是不考虑季节、性别和年龄因素的，因而对种群规模更具破坏性。
相反，假如一群动物已被置于排他性控制之下，那么控制者便有了足够动机维持其规模，有许多办法可以帮助他做到这一点：保护它们免受食肉动物捕杀，充分利用所有可食用部位，多吃奶少吃肉，尽可能减少繁育和生长高峰期的屠宰量，优先宰杀雄性和已过繁殖高峰期的雌性，阉割部分雄性以减少群内争斗并降低其代谢率从而提高产肉率……
循着上述思路，我们确实可以构想出一条从狩猎到游牧的进化路径，有学者甚至认为，驯化根本不是畜牧的前提，畜牧者只是寄生在畜群之上，充当保护者和宏观管理者（调节畜群的年龄性别组成），未必需要对其习性和生活方式施加太多干预，至少对于北极/亚北极地区的驯鹿放牧者来说，情况似乎确是如此，放牧者经常连续好多天完全不管畜群，任其在远离视野之外的地方自行活动，等到需要宰杀或搬迁营地时才去找回来。
北极的驯鹿放牧
听上去很好，唯一的问题是，这发生在什么时候，基于何种技术条件，狩猎者是否具备？
主要困难在于移动能力，全程追踪迁徙动物所需的移动范围（数百公里）和速度都远远超出了狩猎采集者的常规水平，后者的年内游动半径通常只有几十公里，并局限于一块熟悉的地盘，而动物在季节转换时的长途迁徙，速度可达每天数十公里（比如驯鹿是15-20公里），拖家带口连续每天跑几十公里可不容易，而且一旦离开熟悉环境，不仅采猎其他动植物将变得异常困难，还会遭遇充满敌意的当地采猎者。
还有个生理上的障碍：乳糖耐受性是畜牧业长期存在的结果，在此之前，只能以吃肉为主，那就需要大得多的畜群，而大畜群的控制又是个难题。
只有当这些困难通过大量技术创新逐一克服之后——狗在畜群控制上的运用，驮畜、牵引或骑乘役畜的驯化和运用，驮具、辔具、挽具的发明，雪橇、草撬、车辆等运输工具的引入，阉割技术，制酪技术，以及应对游动所带来社会冲突的各种制度安排——，远离农耕区、深入草原腹地、大范围游动的纯游牧业才变得可行。
农耕者的核心资产是土地，而畜牧者的则是牲畜，这一差别引出了意义深远的后果，首先，畜群规模的跨年波动巨大，一个坏年景即可大幅缩减畜群，而土地则较少会永久性灭失（除了大洪水、地震、滑坡等天灾），其次，也更重要的是，由于牲畜既是产品又是主要生产要素，因而其产出波动具有积累性，土地则不是。
拥有一块土地的农户，某年可能收成很差，但只要没差到饿死或被迫杀耕牛吃种子卖地的程度，明年便可从相同起点重新开始，反过来，即便收成好，也不至于下一年就把地产翻一番，一个勤快聪明运气又好的农民，辛苦节俭一辈子能把地产翻一两倍就不错了，牲畜则完全不同，比如一个冬季规模为200头的羊群，正常年景中，春季产羔后变成300头，此后陆续吃掉80头，多出的20头就成了资产，下一年的产能提高了10%，碰上好年景，一年扩大20-30%很平常，而且起点越高扩张越快，因为吃掉的比例更低。
当然，假如存在一个高效的土地流通市场，上述差别就没那么显著，因为农民也可以把盈余投资于土地而变成产能，但早期农业社会不存在这样的市场，实际上，除了一些新拓垦地区，传统农耕社会的土地所有权结构都很僵硬，相反，畜群扩张则很少受非自然因素的阻碍，你的邻居们没法拦着你不许扩大畜群。
结果是，即便从相同起点开始，畜牧者之间也可在短短几年十几年里便产生极大的财富差距，农耕社会当然也有贫富分化，但这种分化更多来自权力结构，通常是在社会规模变大，结构复杂化之后才出现，很少有人是靠种地种发达的，而畜牧社会却可以在小于邓巴数的规模上，也没有等级权力结构的情况下，出现程度夸张的贫富分化。
体现这一分化的最显著标志是多妻制，以畜牧为主的社会大多流行多妻制，畜牧成分越高，多妻倾向越强烈，在其他社会，假如你看到一个男人有十几位妻子，基本可以断定他是位权贵，可是在畜牧社会，他很可能只是个普通牧民，事业成功，运气也好，但地位并不显赫。
近年来一些遗传学研究发现，人类的Y-DNA大约在6000-8000年前经历了一个异常狭窄的遗传瓶颈，男性的遗传学有效人口规模一度只有女性的十几分之一，也就是说，该时期留下后代的男性数量，只有留下后代的女性数量的十几分之一，除了广泛且高比率的多妻制之外，我想不出什么别的原因能导致这种程度的单性别遗传瓶颈，或许并非巧合的是，导致乳糖耐受的遗传变异也源自同一时期，也正是在该时期，发生了二次农业革命，后者为规模化畜牧业创造了诸多条件。
游牧业一经兴起便对与之相邻的各定居文明造成了巨大冲击，并长期成为左右历史进程的主要力量之一，尽管从人口规模，社会结构复杂度，物质文化繁荣程度，以及代表文明的其他绝大多数因素衡量，游牧社会都无法与定居文明相提并论，可是他们却往往在政治和军事上表现出显著优势，屡屡渗透、挤压、压服乃至征服定居社会，时而大规模改变广大地域内的政治格局。
元朝时期的扩张版图
甚至在纯游牧模式出现之前，以畜牧为主业的群体也早已展现出明显优势，印欧语的发源群体便是庞蒂克大草原的畜牧者，他们驯化了马，并用于拉车和骑乘，此后各支印欧民族横扫欧洲，安纳托利亚，伊朗高原，印度河谷，恒河河谷，在美索不达米亚取代苏美尔人的闪族各支，也大多以畜牧为主业，在非洲，尼罗-撒哈拉语系的牧民持续向南推进，挤压班图语农民的空间，后者继而向南挤压桑人狩猎采集者，其情形恰如阿尔泰语系各支牧民持续挤压汉族农民，后者继而挤压苗瑶侗傣。
骁勇善战的阿尔泰民族
这一优势究竟来自何处？
在格鲁塞（René Grousset）的时代，历史学家的注意力还主要集中在诸如骑兵战术优势之类在历史文献中有着充分描绘的方面，此后的研究逐渐转向人类学视角，着重考察其生活方式、经济结构和社会组织，由此人们慢慢意识到，游牧者在文化禀赋和社会组织上确有些独到之处，当适宜外部条件出现时，这些特性将帮助他们取得军事和政治成就。
首先是选择压力，畜牧者资产积累和贫富分化的速度非常快，财富差距继而又借助多妻制迅速转变成遗传成就差异，因而其施加于从业者（尤其是男性）的选择压力极高，那些起点高、运气好、善经营的牧民，可以每年百分之几十的速度扩张畜群，同时以每代翻几倍的速度扩大其家族规模，这种扩张速度也得益于畜牧者的高生育率，因为以牛奶代替母乳可缩短哺乳期，而运输工具则解决了传统游动者无法同时负担两个婴儿的难题，因而生育间隔可缩短至生理极限。
游牧民族的家族与牲畜以倍数级增长
同时，由于放牧空间缺乏明确的所有权边界，虽然相邻牧团之间会就游牧路线进行协调，群体之间也会就牧场使用权形成某种传统权利和习惯法约束，但这些边界和规则都非常模糊且不稳定，而且因为家庭之间和群体之间的财富和实力消长有很大运气成分，力量对比变动不居，一时达成的合作、妥协、均势、联盟关系、霸权支配结构，都很容易被瞬息万变的实力消长所打破。
上述财富分化和实力消长很自然的导致群体内和群体间的激烈竞争与冲突，因而游牧生计施加于牧民的选择压力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对有助于在这些竞争冲突中取胜的那些个人和文化禀赋的高强度选择，包括个人战斗力，武器装备，组织战斗团队的能力，维持父系家族团结，经营姻亲网络，处理盟友关系，收集信息，判断局面，运用计谋……
在大型农耕社会，特别是中央集权国家，这些能力只有占人口极少数的权贵和边疆军官才有机会经常运用（而且对于特定个体也是不全面的），而在游牧社会，每个成年人，特别是家长，时刻都在经受考验，所以尽管游牧社会人口规模常比相邻定居社会低两个数量级，却随时保有着优秀战士和低级军官的庞大储备，虽然多数时候这些能力都被消耗在内斗上，可一旦有某种机制将其动员组织起来，威力是惊人的。
在游牧民族中，几乎所有成年男人都有作战能力
此外，游牧者虽然在战争中表现的凶残冷酷，平时却以热情好客著称，这是为了扩展社交网络和获取信息，广袤草原上的游动生活让他们对信息有着永不满足的饥渴，总是努力从每位访客嘴里掏出尽可能多的信息，又因为游牧者物质文化较为朴陋，往往对相邻定居文明充满好奇心，相反，定居者的文化优越感常令他们对蛮族社会缺乏兴趣。
另一项优势涉及更高层次的社会组织，它由游牧业的大范围游动特性所塑造，人类学家威廉·霍尼丘奇（William Honeychurch）将其称为“空间政治”，大意是，从游牧社会中产生的政治家，对大跨度空间的地理与人文背景有着更好的感知，更擅长从大范围、多样化来源中收集信息和汲取资源，对多元文化和多元权力结构更具包容性，也更善于在这种多元背景下经营大跨度的合作与联盟关系（这一点不妨对照集权农业帝国的典型产品叶名琛），当然，在战争中他们也更擅长处理人员与后勤的机动问题（机动能力是许多战术得以运用的前提）。
其实霍尼丘奇的理论还可以挖掘的更深入，比如游牧社会因为缺乏一套压倒性的正统意识形态，因而对各种外来观念、技术、商品和文化元素持更为开放和实用主义的态度，更善于使用各种文化背景的人才，其高度竞争性的分权结构也更能确保持续产生聪明能干的高层领袖，出于和上述类似的理由，他们也更愿意开放贸易、保护商人和维护贸易路线，丝绸之路主要由中亚商人经营，受游牧者庇护，中原帝国对贸易历来没多大兴趣，偶尔介入和控制是为了阻止游牧者从庇护关系中获利。
另外，这些特质也让游牧者常常扮演跨地区传播文化元素的中介角色，让大草原成为沟通欧亚几大文明中心的高速公路，青铜时代的小麦，青铜铸造，马匹马具，二轮战车，乃至畜牧业本身的由西向东传播，皆以游牧者为中介，蒙古征服所导致的文化交流则更深入广泛，涉及元素不胜枚举，有些史家甚至将蒙古大交换与哥伦布大交换相提并论。
然而，尽管拥有这些优势，一个无法忽略的事实是，凡叱咤于国际舞台，屡建奇功伟业的游牧民族，都位于定居文明的边缘，而那些远离文明的游牧者，不仅物质文化贫乏，社会结构也都极为简单，每个牧团仅有几户家庭，牧团之间只有松散且不稳定的关系，冬季牧场聚集的群体大一些，但也比邓巴数大不了多少，只有在打仗时才结成更高层次的联盟，但也都是临时性和高度机会主义的，离建立酋邦和国家这样的高层政治结构很遥远，而所谓空间政治，在缺乏高层结构的条件下也根本没有磨练和施展机会。
正如托马斯·巴菲尔德（Thomas Barfield）所指出，文明边缘的游牧者之所以能建立匈奴和蒙古这样的大型政体，是因为他们能够凭借武力和机动优势劫掠或勒索定居者，掌握大笔战利品和贡奉的武装领袖，凭借对这些财富的分配权，赢得众多部落的合作与效忠，因而更加提升了其劫掠勒索能力，如此循环，雪球越滚越大。
游牧民族勒索周边定居者
所以游牧政权的产生和存续都依赖于从定居文明持续汲取资源，包括金钱、奢侈品、技术和人才，从这角度看，它们是寄生性的，但它们不仅仅是寄生，还时常扮演地区政治重组者的角色，在最成功的情况下，将创建这样一种互为支撑的二元结构：以劫掠勒索从定居社会获取资源，以此在草原建立霸权，凭借霸权动员组织游牧社会的优秀军事力量，以此征服控制定居社会，将其变成更为稳定可靠的财源，从而巩固在草原的霸主地位，草原提供的军事力量既帮助它控制定居社会，也解决了长期困扰后者的防御问题。
贯彻该战略的巅峰之作，是满清所建立的二元帝国，可是这样的重组给定居者带来了什么呢？有人会说，至少带来了和平，可它也带来了专制主义，自汉武以来，正是在与游牧者的长期互动中，中原帝国在专制方向上越走越远，在满清达到了空前程度，不仅如此，游牧统治者还经常把盛行于游牧社会的奴隶制带进农耕社会。
参考资料：
［1］David W. Anthony - The Horse, the Wheel, and Language (2007)
［2］Igor Krupnik & Marcia Levenson - Arctic Adaptations (1993)
［3］Tim Ingold - Hunters, Pastoralists and Ranchers (1988)
［4］William Honeychurch - Inner Asia and the Spatial Politics of Empire (2015)
［5］David Reich - Who We Are and How We Got Here (2018)
［6］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蒙塔尤》（2007）
［7］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2008）
［8］欧文·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2008）
［9］狄宇宙：《古代中国与其强邻》（2010）
［10］托马斯·巴菲尔德：《危险的边疆》（2011）
［11］Wikipedia: Pastoralism
［12］Wikipedia: Transhumance